在大年三十，我在公司公号上发布《股市不确定性与量化策略地震》一文，文中我提出量化策略作为应对股市不确定性的一种方法还是相对有效的，并以孔子评价老子的话来收尾，以变化莫测的龙来形容股市的不确定性，在股市不确定性面前要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毕竟股市还有许多不可量化之处。或许是歪打正着，从对龙崇拜历史的回溯中，我猛然发现，龙是我们先民量化宇宙的产物。由于近期一位喜欢引用有关龙的成语的知名基金经理对量化钟爱的小票穷追猛打，使得这个话题更加引人入胜。既然龙是我们先民量化宇宙的产物，作为龙的传人，我们体内自然有善于量化的基因，这也是为什么量化策略能够在我国股票市场快速发展起来的原因之一吧。以前我们用“华尔街早就飘浮在数学与计算机的海洋上”这句话来形容美国股票市场的发达程度。短短几年之间，这句话也可以改为“中国股市已经飘浮在数学与计算机的海洋上了”，量化策略似乎在不经意间经历了野蛮生长。这也是我国监管机构要完善对量化交易监管的时代背景吧。从最近监管动向来看，监管机构虽的确是在逐渐完善量化交易的监管制度，但也并非一棒子打死量化交易。毕竟，量化也是一种新质生产力。
龙是中国人的图腾，也是中国人宇宙观的一种折射，它是远古先民测量时间的产物。对于龙，《说文解字》是这样解释的：“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 可见，龙跟天象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甲骨文及金文“龙”字本身就是一幅星图。中华民族对巨龙的崇拜，实际就是对东方星宿的崇拜，而这一崇拜的缘起则在于这些星宿所具有的对于远古先民的授时意义，也就是说，有助于先民测量时间。据相关专家考证，阐述宇宙变化之理的《易经》首卦——乾卦，就是对东方苍龙星宿运动轨迹的量化记录。乾卦的六爻，对应于东方苍龙星座在天球上的六种状态。具体地说，苍龙星宿在完成了回天运动的过程之后，又会重新走到太阳附近，此时它的主体星宿与太阳同出同入。由于大阳的亮度太强，此时人们看不到龙星，于是古人将这种天象称为“潜龙”，意思是潜伏在深渊中的龙。因此，才有了周文王演《易经》“初九，潜龙。勿用。”的爻辞。经过一段时间的沉伏之后，龙星重新升上天空，龙抬头了，这时人们最先看到的是龙角与天田星同时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古人就把这种天象叫作“见龙在田”。此后龙星继续升高，终于有一天，苍龙星宿全部现出了地平线，这时古人则形象地称之为“或跃在渊”。重新升起的龙星在天空中运行，逐渐处于横跨南中天的位置了，古人称这种天象为“飞龙在天”。苍龙运行过中天，龙体开始西斜，这时的天象又叫作“亢龙”。其后龙体逐渐西斜，向西方地平线慢慢西移，最终有一天，组成龙头的角、亢、氐诸星宿又重新走到了太阳附近，它们与太阳同出同入，人们在天空中找不到它们的身影，于是古人把这种天象称为“群龙无首”。这个过程构成了苍龙星象回天运转的完整周期。可见，我们古人是非常重视用量化来刻画宇宙的，即使在量化知识与工具有限的情况下，也创造出卦象来刻画东方苍龙的巡天一周的变化过程。因此，才有了宋代的邵雍在《皇极经世书》中的感叹：“《易》有三百八十四爻，真天文也。”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易经》的六十四卦也是一个量化天地万物的体系。事实上，古代先民在对待如何准确地确定方位和时间，并准确而有效地表达这些内容的问题上投入了极大的精力，而且由于古人对于数在使时间、空间、乐律、占卜等各种方式得以精确化和量化方面所具有的无可替代的作用这一点有着深刻的理解，从而将相对抽象的数作为时空表达的渊薮。我们的人文始祖伏羲与女娲也是以一人执规、一人执矩的形象留传下来的。到古希腊哲学家毕达格拉斯提出“万物是数”这个理念时，我们的远古先民已经在量化模型下生活了数千年了。那么，龙是如何从量化宇宙的产物演化为皇权的象征呢？很明显，在生产力水平相当低下的远古社会，如果有人能够通过自己的智慧与实践逐渐了解在多数人看来神秘莫测的天象规律，这本身就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因此，天文知识在当时其实就是最先进的知识。这当然只能为极少数人所掌握，而人一旦掌握了这种知识，他便可以通过观象授时的形式实现对氏族的统治，这便是王权的雏形。对于农业经济来说，作为历法准则的天文学知识具有首要的意义，谁能把历法授予人民，他便有可能成为人民的领袖，也被称为天子。因此，龙也就逐渐演化为皇权的象征，最高统治者也被称为真龙天子。从远古时代三皇五帝的来历来看，也不难发现，他们大多数是当时领先科技的创造者或发明者。由此可见，龙实际上是远古时代先进知识与先进生产力的代表，难怪它逐渐演变成无所不能的神兽。中华民族的龙图腾，本质上是对先进知识、先进生产力的崇拜。这或许是中国古代科技如此光辉灿烂的原因之一吧！从中，也可以初步得到李约瑟之谜的答案。这个谜题由英国学者李约瑟提出，他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此问题，其主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我的看法是由于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禁止研究天文学所导致的。据明代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记载:“国初学天文有厉禁，习历者遣戍，造历者殊死。至孝宗弛其禁，且命征山林隐逸能通历学者以备其选，而卒无应者。”也就是说，从明初开始严禁天文学研究，一百多年后，到明孝宗时候，官方历法产生了很大误差，等到民间来征集天文历法人才的时候，才发现已经几乎找不到了。这不得不令人扼腕叹息！在宋代邵雍《皇极经世书》卷十三《观物外篇上》中，他提出“以三百六十为时，以十二万九千六百为日”，这个提法已经触及到时间单位“秒”的本质了。公元1086年，苏宋建造了著名的水运天象仪，这使得中国人在时间计量上的成就达到了顶峰。元朝的授时历测定的一年与现代历法相比，误差仅有25.92秒。而在明代，则几乎没有出名的天文学家。难怪技术史学家不再对1500年以后的中国产生更大的兴趣。东方不亮西方亮。恰恰在16世纪，近代西方天文学开始了！哥白尼、第谷、开普勒、伽利略……等群星闪耀登场，光彩夺目。1583年的一天，伽利略在比萨市的一座教堂中参加教会活动。他注意到头顶上盖在天花板上的一盏灯在摆动。通过观察他发现，不管幅度大小，每次摆动所需的时间都是相同的。这次偶然的发现使钟摆被引入到了钟表的生产中去。在随后的30年时间内，平均的计时误差从一天15分钟缩减到不超过10秒钟。这样，时间和技术联系在了一起。而公元100年，中国东汉张衡发明的二级水钟，实现了当时最为精密的时间测量，每天的误差只有40秒钟。门捷列夫说：“科学是从测量开始的。”而近代西方科学革命恰恰是从天文学的突破开始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何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这一问题。近代西方正是基于对时间的不断测量与思考，从而推动了科学的不断进步。当爱因斯坦石破天惊地发表相对论，推翻牛顿的绝对时空理论，提出时空是相对的理论时，中国人也意识到原来我们古人一直也是用时空相对的框架来看待宇宙的。“天上一日，地上一年。”这句话对中国人来说，太耳熟能详了。在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的同一年，他也顺手刻画了布朗运动的方程，这被后人称之为维纳-爱因斯坦过程，它是量化金融的基石，因为1900年巴舍利亚开始用随机游走来描述股票价格，而1905年爱因斯坦就给出了布朗运动的数学公式，从此开启了把物理学运用到金融领域的历程，开启了量化金融的历史。时间，当人们用各种机械装置来衡量它时，它不断地去而不返。而当它作为一个概念被哲学家使用时，它则既可以是过去也可以是未来。哲人说，人处在回忆中时，才体会到时间的存在。人是如梭岁月的奴仆。由于时序的独特性和不可逆性，时间的经济性独具特色。也使得时间与速度成为了各家量化交易机构的必争之地。传说罗斯柴尔德家族正是提前获取了滑铁卢战役拿破仑战败的消息，而在伦敦债券市场上大发横财。罗伯特·默顿也因其出版的《连续时间金融》一书而被称为“金融学中的牛顿”。在美国电影《蜂鸟计划》里，各家量化交易机构为了争夺1毫秒信息传输优势而大打出手。回顾2015年的股灾，监管机构最后揪出了一家外资高频交易公司伊斯顿来杀鸡儆猴。而在此次量化地震中，江湖传说交易所只有通过直接拨网线阻止量化机构下单、彻底切断它们在时间上的优势才能维护市场公平性的监管尊严了！在股票价格随时间波动的过程中，量化策略是应对股市不确定性相对较好的方法。那些量化金融学术大师用毕生精力证明了，指数化投资相对于个股投资有更高的确定性，而多因子投资比起指数化投资有更高的确定性。当然，这些都比不上高频交易策略赚钱的确定性。然而，高频交易可能有违公平性与人民性，这也是近期监管机构完善量化交易监管的重点所在。交易所在近期的相关培训中，列举四大异常交易典型案例，分别是申报速率异常、极速虚假申报、短时间内拉抬打压股价、瞬时大额成交等，个个都跟频率有关。抛开高频交易策略不谈，近期主观选股与量化选股争论的背后本质上是两种观点之间的争论：一部分人坚持认为最佳的决策应该建立在数量和数字的基础上，依靠过去的模式决定；另一部分人则将决策更大程度地建立在他们对不确定的未来的主观信仰之上。两种观点间的矛盾从来没有得到解决。AI时代的来临也意味着万物均可被量化，但这两种观点间的矛盾也不会得到解决。因为要量化由情绪化的人组成的金融市场是一项极为艰巨、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正如米塞斯所说：“对经济问题作量的研究，其基本缺陷在于忽视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在所谓的经济计量之间不存在常数的关系。在人的行动学和经济学领域里，计量的概念没有任何意义。在假设的固定状态下，没有任何变化可以度量。在变化的实际世界里，绝无可作为衡量标准的固定的点、面和关系。”无论是牛顿本人，还是被称为“金融学牛顿”罗伯特·默顿都在疯狂的人性面前吃过苦头。牛顿那句名言仍然可作为量化策略信仰者的警句：“我能计算天体的运动轨迹，但却不能计算人性的疯狂。”最后，让我们还是回到《易经》的智慧吧：“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由人组成的世界，不确定性本质上是由博弈产生的。“理解”是处理未来情况之不确定性唯一可能的方法。
